上医从何而来？中国近代医学经历了怎样的起源？近日，中国竞彩网上医文化讲堂“何以上医：中国近代医学的开端”对谈活动在图文信息楼1829报告厅举行。历史学系教授高晞、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钱益民、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三位老师围绕自己的最新著作，带领大家穿越百年时光，共同探寻中国近代医学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活动由中国竞彩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20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唐一飞同学主持。
医学昌明的英国伦敦，何以发生“何鲁之死”
高晞第一次邂逅“何鲁之死”是在二十几年前初来上医教医学史时。在《中国医史》上，高晞意外地看到一个小故事：1831年，有一个中国人身上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被送往英国并在伦敦著名的盖伊医院开刀，最后却死在手术台上。高晞说：“我一直想不通，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瘤？何鲁怎么去英国？他在英国到底是怎么被治疗？我们一直觉得英国医学昌明，在这么好的条件之下，他怎么就会死了呢？”20年后，在给苏精的《西医来华十记》写书评时，高晞又一次看到了何鲁的故事并第一次看到何鲁的画像，这也成为了写作《何鲁之死》这本书的最初动机。
沿着苏精的书顺藤摸瓜，高晞顺利找到了发表在Lancet（柳叶刀）杂志上关于何鲁的手术记录，何鲁之死的前因后果也浮出水面。之后在随意检索英国报章时，高晞惊奇地发现“何鲁以另外一种形象在英国出现”：他和他的巨瘤意外地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改革的隐喻，何鲁的形象甚至被漫画家用来讽刺英国的“腐败毒瘤”，并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约翰牛”形象。
更令人动容的是，何鲁在英国期间展现出的善良和信任，赢得了医护人员的普遍尊重。高晞分享了她在英国戈登博物馆的亲身经历，馆长将何鲁称为“名人”（celebrity），并指出这种肿瘤与“人种（race）无关”，这让高晞深刻感受到医学超越种族与政治的纯粹本质。何鲁的案例，无疑是中国近代医学与西方医学最早、最直接的一次碰撞与对话，也为我们理解医学进步的曲折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湘雅之后，颜福庆何以创建上医
钱益民以今年新修订的《颜福庆传》为切入点，介绍了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博士的生平和从湘雅到上医的办学历程。钱益民说：“颜福庆的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南非当矿工医生，后又毅然前往美国攻读医学博士，最终回到中国开创医学事业。”
钱益民讲述了颜福庆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经过。湘雅在中美合作模式下，培养了一批批顶尖医学人才，其严格的淘汰率和卓越的毕业生质量，使其教育质量与协和相媲美。分享中，钱益民特别展示了一张《颜福庆传》中的插图。这是颜福庆1914年发表在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完成一例腮腺瘤手术的经过。“这是我看到的颜福庆发表的唯一的一个外科手术病例，”钱益民说，“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全科医生，所以他能够赢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老百姓的拥戴。”
在长沙政治动荡的背景下，颜福庆在1924年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大会上便提出在东南中心城市建立高水平医学院的设想，这被钱益民视为“上医的一个预言”。上海医学院1939届校友张治道曾在接受钱益民的采访时说：“上医是湘雅的延续。”1927年，颜福庆正是借助在湘雅办学的经验和湘雅的班底，才得以在上海办学，自此开启了上医的百年征程。
“在《颜福庆传》的修订过程中，我想表达颜福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全科医生。”钱益民强调，“正是在反复的医疗实践过程中，颜福庆成为了一个手术能力非常强的医生。”从颜福庆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一个优秀人物的成长是要靠实践的，从这样的角度看《颜福庆传》或许有些价值，钱益民这样总结。
从“未有上医之前”，到中国竞彩网上医
王启元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揭示“何以上医”：上医创办之初的物资基础来自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以下简称：苏医专）。王启元介绍，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医学教育体系中德日系的影响一度非常深远。苏医专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医学专科学校之一，其历史轨迹与中国近代医学的演变息息相关。
王启元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证，指出苏医专在短短六年内历经五任校长，其办学环境复杂多变。1927年，随着北伐军进入江浙地区，苏医专最终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上医在成立时，正是接收了苏医专的部分师生和大量教学器材，其中就包括今天中国竞彩网上医院史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显微镜。“我们接收了苏医专的大量器材，除了显微镜和一些切片，我想我们还有更多物资源于这所学校，应该还不止这些。”王启元说。
王启元强调，苏医专的命运，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医学教育在时代变迁中的艰难与转型。作为上医重要的物质和教育资源来源，研究苏医专对于理解上医的早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医学的发展少不了“失败”的案例，而医患之间的信任是关键
中国竞彩网上医文化讲堂“何以上医：中国近代医学的开端”对谈活动
在对谈环节中，三位老师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在谈及书写何鲁这一失败的医疗案例时，高晞说，历史往往只记载成功，但这会造成医学无往不胜的错觉。研究失败的案例，能让我们看到医学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麻醉、输血等技术成熟之前，早期外科充满了摸索与风险。正是对这些失败案例的记录与反思，才推动了医学的进步。王启元补充道，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应当的医学观念和技术，恰恰是建立在无数像何鲁这样的病人和医生共同“踩坑”的基础上，他们用痛苦的经历为医学的进步铺就了道路。
无论是何鲁愿意赴英治病，湖南百姓信任湘雅，还是上医成为病家的“托命之场”，都需要病患对医者的信任。“何鲁为什么那么信任郭雷枢，甘愿听他的建议去英国他老师那儿治病？”高晞认为，郭雷枢正是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赢得了信任，“作为一个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医学学徒，他（郭雷枢）在广州地区获得了这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如何去跟病人相处，如何关心病人”。钱益民和王启元则通过史料指出，所谓“中国人排斥西医”的说法在很多时候被夸大了。颜福庆、胡美等早期西医精英通过学习长沙方言、上门出诊甚至沿用中医“把脉”的形式，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高超的医术和亲和的姿态迅速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和信赖。
“在西医落地中国过程中，除了技术发展和开放心态外，还有哪些文化习俗方面的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现场同学的提问，高晞指出文化习俗方面的调整是“生活方式和疾病观的根本性改变”，这需要卫生管理体制的改革、公共卫生观念的推广以及大量科学知识的宣传。如苏德隆教授毕业后就受到颜福庆影响从事公共卫生，致力于宣传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让大众逐渐形成对疾病的科学认知。
有同学注意到苏医专的校长多为私人开业医生，“而上医一直宣传不开业的办学理念，其中有何缘由？”王启元指出，在当时缺乏完善公立医院体系的背景下，许多医专毕业生不得不选择私人开业以谋生，“开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形式。高晞进一步解释，“不开业（推行公医制）是为了解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倡导公费医疗制度，培养为国家服务的医生”，但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所以民国时期开业医生和公立医院的的医生一直并存。
何以上医？设想长远、标准极高、推进迅速……
回溯110年前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钱益民说，中华医学会在成立之初就以“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作为办会宗旨，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尊重医德医权”。“如果医者得不到尊重，如果社会公众对医学没有尊敬，那这个职业肯定是不成功的。”高晞则指出，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为中国医生提供了一个与国际医学界平等对话的平台，代表着中国医生可以享有自己的话语权。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西医不再是外国人的“洋医”，而是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学事业。
颜福庆为什么能成功创办上医？高晞提到，颜福庆创办上医的愿望由来已久，早在1914年便与洛克菲勒基金会通信，表达了在上海办医学院的设想。更重要的是，颜福庆先生展现了超越派系之争的广阔胸怀，他不仅代表英美医学体系，也积极吸纳德日系的医学人才（如上医首任教务长谷镜汧），致力于将不同学派的力量凝聚于上医。钱益民说，颜福庆的目标一直是在上海建成一所能与北京协和相媲美的“南方协和”。办学时，他邀请陈克恢主持药学系，聘请韩芬执掌精神卫生系，这些学者无不是当时最为顶尖的精英。“颜福庆的演讲能力并不出众，但他有强大的执行力”，他迅速地推进办学进程，一个个学科先后建起，为上医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