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统一布局，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将三者放到战略高度进行“三位一体”系统谋划，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考量，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指明了方向和破题思路。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间的人才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时代必然性
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要求我国以更具竞争力的科技和人才要素实力参与大国博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尤其是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风起云涌，先进科技要素和高端人才资源加速向创新节点集聚，科技创新人才要素的国际流动出现新的变局。同时，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人才链受到冲击，全球化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和科技竞争既加剧高端人才的全球争夺态势，又带来人才流动更加国际化格局，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人才集聚和流动带来严峻挑战。
国内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水平和高质量人才队伍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总体战略正在进行深刻调整，逐渐从以往的跟随型、模仿型战略升级为引领型、夺标型战略，这要求既要畅通国内人才循环，又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从依靠要素推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将进入深度变化与变革交织阶段，人才创新的时代使命更加凸显，人才的稀缺性与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关键主题。
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需求
比较优势本是经济学概念，指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供给作为支撑，主要包括静态的人才数量、人才质量，也包括由于动态的人才流动和人才开发而形成的协同共生优势、产出效能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抓手，也必将为我国人才发展提供强大牵引力和驱动力，同时要与人才强国目标任务做到协同呼应和战略匹配，也需要通过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形成在世界范围具有影响力、辐射力和感召力的人才集聚势能和发展动能。
“三位一体”打造人才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
教育是科技和人才发展的根基，人才自主培养是强化人才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同时将“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作为了2025年和2030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明确了“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是我国打造国际人才竞争优势，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内在要求和内核动力。教育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推动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近代科教发展史上，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往往是相互关联、同构的，根据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判别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两个标准，一是作为世界科学中心要求重大科学成果占同期世界总数的比例超过25%，二是作为世界人才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一流学者和优秀留学生的集聚度最高。人才支撑贵在坚实的基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坚实的人才支撑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打下基础，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战略是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和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核。
科技是赋能发展的关键驱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未来5年，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创新是打破西方“高墙小院”，突破“卡脖子”瓶颈的国之利器，也是拓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建立新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科技创新活动也是造就战略人才力量的必要条件，战略人才难以通过“短平快”的培养获得，而是需要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成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战略科技人才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高水平科技发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人才国际竞争力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主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做了明确部署，在时间维度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在空间维度上，明确提出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同时，要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建设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通过全面到位的系统部署，人才能够发挥其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才引领驱动作用，让人才支撑方向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统一，使人才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人才链中发挥更强集聚力和影响力。
我国打造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着力推动人才强国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持续释放加强人才工作的强烈信号，推动我国人才事业蓬勃发展，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人才规模来看，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目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研发人员总量由2012年的325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预计超过600万人年，居世界首位。
从人才水平来看，高水平人才创新能力和引领力稳定增强，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持续提升。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由2014年的111人次提高到2022年的1169人次，我国已成为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成为了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贡献者。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排名持续上升，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
从人才发展环境来看，科技、产业、金融多要素良性循环格局加速形成。我国新一代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技术广泛应用到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速发展，为人才发展带来了丰富机遇。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科创板、改革创业板、北交所的设立，拓宽了成长型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截止到2023年6月，科创板上市企业542家，总市值达6.72万亿元，北交所上市企业204家，总市值超2668亿元。
从人才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来看，高水平人才高地“头雁”得以发挥，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显著。根据《2022“理想之城”全球高水平科学家分析报告》，2021年，北京、上海、纽约、伦敦、波士顿的高水平科学家人数位列全球20座主要城市前五位，近十年间，北京高水平科学家流入人数超过3000人，上海也接近2500人，两座城市在高水平科学家集聚总量、流入和流出数量上，均居全球20城前列。
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人才要素供给水平有待提升，人才缺口将制约持续发展。随着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迅速发展，对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素质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产生了新的人才需求，但部分新兴产业仍然面临着人才供给缺口问题。
以人工智能为例，根据《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白皮书》，目前国内人工智能行业人才缺口高达500万，并且人才短缺将会长期存在。以上海为例，2021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3057亿元并在相关领域集聚了一批创新企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需要持续壮大，但与之相对的却是巨大的人才缺口，“2022浦东新区重点产业人才紧缺指数”显示，浦东重点产业人才整体依然处于紧缺状态，其中，智能制造产业由去年的紧缺转为今年的重度紧缺状态。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问题显现，人才要素供给调整面临紧迫压力，创新和教育生态投入需求增加，高水平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亟需提升，为人口数量红利逐渐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奠定基础。
人才创新资源配置较为分散，要素资源协同度有待提升。横向来看，由于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和金融链中各主体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对高水平的创新资源集聚力度不强，科技资源配置相对分散，科研设施重复建设、单位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等现象仍然存在。由于缺乏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孤岛现象”也存在于创新链的重要环节中，进一步导致部分创新政策相互冲突、制约，政策体系存在覆盖面小、力度不够、延续性不足等问题，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横向沟通和协调配合机制导致跨部门合作难以高效运转，直接影响了人才政策的落实效果。
纵向来看，高水平的产学研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校、少数企业及少数园区内，并没有形成打通主体间壁垒，深度协同合作的平台或者联合体，导致科研工作出现创新力不足、重复投入、简单拼凑和缺乏效益等问题，科研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未形成成熟高效的合作机制，这导致人才缺少战略性、原创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成长平台，同时又难以满足市场对于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当前高校培养人才和企业需要人才的能力画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企业对于中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的技能要求往往难以在高校毕业生中获取，高科技企业或新型职业的相关岗位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因而当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导致了人才链和产业链之间的脱离。
人才资源分布存在不均衡，加剧区域间人才竞争力的“马太效应”。从区域间来看，由于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人才成长环境、吸引财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它们难以与经济发达地区在优越资源、环境优势下形成的人才“虹吸效应”相抗衡，人才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单向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人才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大了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资源失衡不仅体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珠三角地区之间的非均衡，而且也表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经济区域内城市间的人才分布不均衡。
从城乡间来看，由于存在着经济、收入、教育、成长环境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农村劳动力素质和乡村振兴事业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农村地区的低技能劳动者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的差距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从人才治理情况来看，由于各区域和城市有着相应的自身利益，各地人才工作主体分而治之，重点产业存在着较多重合，存在着人才需求重叠和人才恶性竞争等现象，对人才共享和自由流动具有较明显的抑制效应。
“三位一体”体制机制尚不够完善，亟待从战略协同、体制机制优化等方面实现系统性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战略协同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由于相关系统和部门的职能认知和战略定位有所不同，在制定本部门“十四五”规划时，往往较多考虑本部门的诉求，容易造成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的衔接不够紧密，容易出现类似于就科技谈科技的现象，未能实现战略层面的“三位一体”；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的支撑，如果仅仅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则会造成效率不高、时间拖沓、效果不够稳定持久等情况发生；三是国家战略力量和科技研发平台，包括研究型大学、国家级科学城、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在全国及不同层次城市存在着不够均衡、合理的现象，并由此进一步影响着我国人才总体和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不合理，与“三位一体”的内在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四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个方面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存在着协同不够的现象，部门本位主义存在、部门沟通协调不畅等现象导致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协同不够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部门工作站位不高、协同不够、资源使用效率较低，从而造成人才活力和人才创业干事热情难以达到生动活泼的理想境界。
“三位一体”打造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的对策建议
充分发挥教育优势，建立青年人才科研素养培养和潜力人才选拔机制
在人才早期培养和教育环节中我国具有明显优势，最新一次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我国中小学生科学学业表现整体良好，约八成学生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在最近一次举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我国参测的四省份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成绩在所有参测国家(地区)中均名列第一。相比之下，我国在人才本科阶段的科创能力培养选拔机制并不健全，由此造成了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科创能力培养隔阂，进而导致人才流失。根据美国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调查，美国人工智能博士中有38％的人在国外获得了本科学历，48％的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而中国是美国顶级研究人员的最大海外来源，其中29％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获得了本科学位。
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充分发挥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在高水平大学研究型本科建立本科生科创素养培养机制，在专业基础知识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确保学生在得到适当指导的同时赋予学生结合兴趣爱好大范围、大跨度选择感兴趣课程的自主权，增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培养和考核。建立“青年人才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手段对青年人成长路径进行动态追踪，及时挖掘和选拔出具有成长潜力的科创人才和团队。
另一方面，随着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和发展，一些新的职业需求应运而生，高校应加强人才培养的前瞻性改革，着力解决教学滞后于经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加强复合型专业学科的建设，积极探索打破学科壁垒，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学科对产业需求的满足能力，同时围绕产业需求结合专业背景组织新兴产业科研能力提升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实训等活动，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和满足未来经济产业转型的岗位需求。例如，探索“工科+人工智能、工科+医学”双学位、主辅修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将新知识、新技术、新业态融入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方案。
搭建开放稳定的人才成长空间，构筑具有竞争力的人才生态
面对当前各地日益同质化的人才竞争态势，基于资金和住房等有形的措施短期内可能形成一定效果，但缺乏可持续性。长远来看，有机的人才生态链竞争才是可持续之道，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形成科技、教育、产业、金融有机结合的链式发展格局，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构建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创新体系，让人才的生存、成长、成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命周期圈，让人才在生态圈中能够充分成长、释放活力，同时通过充满生命力的人才生态圈吸引国内外人才高水平集聚。
围绕大科学装置功能领域，搭建公共科研和教育平台，集聚和培养一批科学家、技术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以及其他科研人员，同时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优势，链接重点产业集群，形成高水平的产学研共同体。充分发挥科创园区、企业、平台作用，联合集结各类科研优势组织形成产学研协同人才培养力量，共同搭建协同研发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融资平台等，打通教育、科研、人才和市场主体之间的通道，鼓励和引导财政资金、银行理财基金、社保资金、国有企业、科研机构、民营中小企业和其它多种社会资源参与到科创人才培育中。
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和团队的带动作用，形成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的创新氛围，带动青年科创人才参与战略性的研究，探索开展青年科技人才与领军科研人才和团队的结对帮扶，发挥顶尖科学家影响力，促进国际间高水平科研机构的常态化交流，同时发挥带动效应面向全球吸引青年科创人才的回流和集聚。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吸引、激励、流动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简化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和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围绕人才成长全周期建立长期性的科研项目支持和保障，为人才创造富有挑战和创新机遇、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在子女教育、落户、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优化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推动服务高效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促进人才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区域间充分协同形成较强合力
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通过区域统一部署和规划引导教育、人才、科技等要素在区域内、区域间和城乡间流动，发挥头部城市的引领优势和辐射作用，鼓励区域间构建联系紧密、沟通高效、协调有力的人才合作机制，促进人才要素在区域间的高效循环，推进区域整体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提升。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搭建和畅通人才要素和创新要素流动渠道，助力合适的人才要素资源下沉到更广泛的区域，努力缓解和消除人才资源发展分布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情况。突破区域间的体制机制障碍，协同优化产业资源、教育资源和制度资源，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破除一切影响人才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的制度藩篱，借鉴全球顶级城市经济圈的经验，以“以邻为友”取代“以邻为壑”的理念，在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和共享，推动人才要素在区域间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协同共生优势、产出效能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提升区域的人才比较竞争优势，进一步以区域间合力支撑我国人才国际竞争力。
另外，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支持乡镇教育投资，引导人才、资本、科技等要素的城乡间流动，通过城乡科教资源融合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水平、发展创新创业活动、孵化新产业新平台，激发乡村经济产业活力。积极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等围绕乡村发展需求落地系列项目、平台、机构，引入医学、法律、社会治理等专业资源，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短板问题。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师、乡村教师培训支持力度，提高教师专业水平，通过加强区域之间的教育合作，使优质资源能够得到有效扩散，带动弱势地域的教育质量提高。
建立“三位一体”多层次耦合机制，立体化打造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我国要从战略、组织、资源配置、政策等各个层面形成“三位一体”的多层次耦合机制，从战略和战术、体制与机制、决策与实施等不同层面和环节入手，立足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以及社会治理力量等各方活力，统筹立体化打造“三位一体”的人才国际竞争比较竞争优势。
首先要做好国家和地方教育、科技、人才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远景规划的战略协同，未来可以考虑制定综合教育、科技、人才的总体规划，鼓励地区或城市在制定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时以专章呈现“三位一体”战略方案。
其次在组织机构上，建议有条件的城市或区域成立“三位一体”工作办公室和“三位一体”研究中心，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两个方面出发更大力度地推动我国“三位一体”工作。
再次，要统筹考虑国家战略力量包括研究型大学、国家级科学城、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在全国、各区域和不同层级城市的合理分布，以国家战略力量的布局优化调整引导战略人才力量的合理布局，进而形成“三位一体”战略的科学传导机制。
最后，要统筹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领域资源的合理分配，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第三方评价机制，避免因为部门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资源错配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中注重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的目标统一性，以及政策制定的衔接性、匹配度和互为支撑配套，避免不同领域制度之间的错配、矛盾甚至抵消现象，高效实现政策合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竞彩网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国际人才集聚及中国战略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ZDA057）阶段性成果】